12月20日上午吉林省高院对秦裕、吴明烈上诉案作出二审判决：维持一审原判，两人均被判处无期徒刑（见新华网、中新网2007年12月20日消息）。
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个案件，乃因判决的对象秦裕是原担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，判决书称，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，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，上海市政府办公厅、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，利用职务便利，为韩国璋、吴明烈、张荣坤等人谋取利益，从中索取、收受贿赂款物折合682万余元。法院对秦裕一案之所以维持一审原判，也是基于此案证据确凿和依法量刑。

分析秦裕案，一个很显著特征是，利用出任地方党政第一把手秘书的身份进行“傍大款”谋私利。

秦裕之所以“傍”吴明烈，乃因吴是上海新黄埔集团董事长，而“傍”张荣坤则由于张是原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。案件透露，吴明烈、张荣坤等人正是紧紧巴结了秦裕的特权，而秦裕也从中捞得好处。在侵占国家利益中饱私囊的共同目标下，秦裕与这几位“大款”相互勾结，狼狈为奸，合演一出侵占丑剧。随着上海社保金案的暴露，秦裕与“大款”勾结的问题也终于浮出水面，成了人们可鉴的一个反面镜子。秦裕与几位“大款”的倒下，印证了人们关于不能“傍大款”的忠告。

在现时的政治体制框架下，出任地方部门党政领导的秘书们仍然具有某种特权。一些企商家“大款”们极力巴结秘书一族，乃是利用秘书作媒介作路桥，谋取某些资源的额外开恩。在已曝光的地方官员受贿案件中，通过秘书中间搭桥而滑下深渊的不乏其人。一些行贿受贿案件还具有领导与秘书狼狈为奸的特点。因此，加强对秘书的监督就是一个不容松懈不容回避的问题。

应该说，某些秘书热衷“傍大款”问题有着方方面面原因。

从某些秘书个人而言，有着钻权谋私大捞一把的世界观问题。一些在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，不是学习领导的好品德好作风，而是做着“有朝一日”的梦，祈盼在领导关照下政治上谋取高职，钱财上广开门路。而这些问题恰恰又为某些不怀好意“大款”们提供了空隙，在所谓“一回生两回熟”的途径中，在“美酒美言美气氛”之中，某些秘书们可能会解除思想上的警惕，充当了“大款”们的俘虏，成了他们谋取私利的代言人、跑腿与保护伞。可见，避免秘书出事，重要的是秘书们正确看待秘书工作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洁身自好，对自己工作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。一旦“大款”们送来什么糖衣或其他引诱，应予拒之挡之。

从领导角度而言，对身边秘书也不能过分听信，不能网开一面。一些领导之所以上秘书的当，个中一因是由于共同工作时间长了，相互之间有感情，或秘书时时处处都认真替领导做事，博得了领导的好感。这样，对秘书的监督约束逐渐放松了，久而久之，在不良思想影响下，某些秘书就利用了这份信任，造成事实拉领导下水。一些出事领导就是由此一失足而成千古恨。因此，监督约束秘书，不仅是对秘书政治上的爱护，也是对自己负责。在近来出台的廉政规定中已屡屡提出加强对“身边人”教育监督的问题，这个“身边人”无疑也包括秘书。

而今，秦裕等被判无期，维持一审，无疑也告诉人们，按照中央精神严格管理约束“身边人”，防止秘书“傍大款”也是廉政要事一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