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杨匏安为官清廉，一丝不苟，称得上是模范。”这是周恩来同志对杨匏安的评价。

　　杨匏安，1921年入党，是党的早期党员之一，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，我党纪检监察战线的革命先驱，在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，并任副主席。杨匏安以短暂的生命历程，实现了他参加革命时立下的“公忠不可忘”的人生誓言。

　　“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！”这是1922年杨匏安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《青年周刊》发表的创刊宣言。五四时期，杨匏安最早在广东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。从1919年6月开始，他在《广东中华新报》副刊《通俗大学校》栏目，以“世界学说”为总标题，发表了40多篇文章。在最为著名的《马克思主义（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）》一文中，他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、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，称赞马克思主义达到当今社会进步思想的最高峰。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追求，奠定了他革命生涯的坚实基础，开启了他为信仰的革命事业而不懈奋斗的历程。

　　“我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目的是要干革命的，是要让中国人都获得解放，过上好日子，不是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。”这是杨匏安对母亲讲的一席话。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，铸就了杨匏安如高山般巍峨的人格，展现了共产党人无私的大爱情怀、清廉的政治品格。国共合作期间，杨匏安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，任国民党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等要职，每月有300大洋薪俸，足以买田、买地，过上富足的生活。但杨匏安除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外，其余的悉数上交给党组织。事实上，由于他家人口多，生活异常艰难，7个孩子中有两个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，他自己还患有肺病。为补贴家用，他除了在晚间加紧写作和翻译外，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粑，让母亲和小孩上街叫卖。

　　杨匏安被捕时，敌人把他家里里外外搜了个遍，只搜到一网篮共产主义书籍、一副眼镜和7元钱。由此，联想到方志敏被捕时，国民党兵以为抓到共产党的大官可以发一笔横财，结果却一无所获，不禁让人感慨万千。古人曰：“富贵于我如浮云”。安于清贫、不慕荣华，正是共产党人的本色和气节。在共产党人眼里，所谓的荣华富贵，只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崇高的理想，做人的操守，党和人民的事业，才是永恒的。

　　“再苦再累，我们也要革命到底！”当有人说“我们做这些事（指参加革命），又穷又危险，小孩子没有书读，上街也提心吊胆”，杨匏安对此作出了这样的铿锵回应。当他不幸被捕身陷囹圄、面临生死考验之时，更是表现出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浩然正气。杨匏安是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，敌人知道他的地位高、价值大，天天派国民党要员来劝降，还许下高官厚禄。杨匏安的回答总是斩钉截铁：“死可以，变节不行！”他还从狱中传出纸条叮嘱家人，“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”。因为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，暗示家人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，靠自己的劳动谋生。

　　1931年8月，杨匏安被害于上海龙华，年仅35岁。他牺牲前写下正气凛然的绝笔诗《示难友》：“慷慨登车去，相期一节全。残生无可恋，大敌正当前。知止穷张俭，迟行笑褚渊。从兹分手别，对视莫潸然！”

　　常向英烈借薪火。这薪火，是信仰之火，是初心之火，是忠诚之火。杨匏安与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一样，虽死犹荣、光照千秋。他们的名字将被我们永远铭记，他们的精神和品格将激励我们踔厉奋发、昂扬前行。(向贤彪)